安徽气象博物馆馆长_安徽气象博物馆馆长名单
1.从书法家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中领悟到的艺术人生——渤海居士冯志亮
2.对中国近代化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3.云南气象博物馆的博物馆的来历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丰富、类型多样、精彩绝伦,拥有近6000件国家一级文物,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从红山文化雕琢精美的中华第一龙,殷商晚期形制雄伟的后母戊鼎,铸有武王征商铭文的利簋,到诙谐传神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体现盛唐气象的三彩骆驼载乐俑,再到宋元明清精彩纷呈的瓷器书画、古籍善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绵延不断、薪火相传。
从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上下求索,《新青年》发出的时代呼唤,到中国***诞生的大事变,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拯救民族危亡的连天烽火。
《开国大典》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万丈豪情,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生动反映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见证在这里逐一呈现。5000年的血脉绵延,170多年的不懈奋斗,建国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艰难探索。
十八大以来的砥砺奋进,我们在这里感受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前进的脉动和魂魄,传承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壮志,坚定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的根基和毅志,养成坚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风范和气度。与此同时,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国家的文化客厅,肩负着促进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职责,在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展示中华文明魅力、传播世界文明成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窗口作用。
扩展资料: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品丰富、类型多样、精彩绝伦,拥有近6000件国家一级文物,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从红山文化雕琢精美的中华第一龙,殷商晚期形制雄伟的后母戊鼎,铸有武王征商铭文的利簋,到诙谐传神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体现盛唐气象的三彩骆驼载乐俑,再到宋元明清精彩纷呈的瓷器书画、古籍善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里绵延不断、薪火相传。
参考资料:
从书法家文忠轩主郑玄鲲书法中领悟到的艺术人生——渤海居士冯志亮
今年年初,位于天府广场东北侧的四川大剧院施工现场挖掘出的巨型石兽引起了公众的关注。这个石兽是什么动物?它有多大?你曾经短暂地出现过吗?最重要的是,和李冰治水有关系吗?昨日,记者有幸在考古发掘现场一睹石兽的真面目,得到了考古专家的权威解答。专家表示,石兽是迄今为止该国同时期发现的最大圆形石雕。神秘兽首的发现也惊动了著名文物专家、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昨天下午,单霁翔在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的带领下,也来到考古现场,对石兽进行了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问题1:石兽到底是什么样的?回答:8.5吨的巨型石兽“萌犀牛”到底有多大?比如什么动物?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的官方数据为: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除了体重数据,这只石兽粗壮的“身材”和外貌与真犀牛无异。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也表示,基本可以认定为“犀牛”。但与普通犀牛不同的是,它不仅没有角,还略显可爱,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这只石兽有很多“萌点”:身上有花纹,云彩让人联想到可爱的北京奥运吉祥物“福娃”的卡通造型;它的嘴角挂着微笑。在石兽的长头中,一张紧闭的大嘴清晰可见,但它的嘴角微微上扬,仿佛在微笑;它屁股圆圆的,还有尾巴,石兽的屁股很可爱。再加上它粗壮的小尾巴,充满了崇拜.如此巨大却又可爱的石兽,很难不让人喜爱。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现场负责人李逸说,石兽之所以看起来像犀牛,与犀牛略有不同,是因为它具有神奇的文化色彩,制作它的工匠发挥了想象力,所以它超越了真实动物的形态。这样的怪物是如何被发现的?现场专家表示:“这个石兽是上个月中旬,我们在勘探方进行勘探时意外发现的。当时在原电信大楼的基桩位置,我们发现了早期地层的基坑,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于是挖掘出土了这个石兽。”问题2:石兽出现过吗?答: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埋没了。早在上世纪70年代,成都人大概就知道,天府广场钟楼破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石兽,随即引发了各种猜测。有人说是石狮,有人说是石牛。但由于石兽太大,当时挖掘的技术条件还不完善,石兽稍微露面后就被埋了回去,一直深埋在钟楼下,直到最近。“这个石兽确实是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但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王毅说。“当时石兽的年龄估计少了一两千年,人们还以为是石狮。我没想到它有这么长的历史和巨大的价值。”王毅说,当年的发现对石兽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当年石兽不被重视,没有条件挖出来保护,就埋回原处,上面建了钟楼,对石兽造成了破坏。钟楼不仅在奠基时撞上了石兽,还在石兽身上留下了水泥痕迹。”记者仔细观察了石兽的尸体。在石兽的左腰上,确实有很多像痘印一样的小凹槽,小凹槽里还有水泥印。据现场考古人员介绍,这些小凹槽是当年修建钟楼打地基时留下的。此外,石兽被发现时,它的左身体被大量水泥覆盖,这给这项考古工作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有人说是唐宫瑞寿门前的石狮,也有人说是明末清初张《沉江宝藏》故事中的,还有很多人认为是战国时李冰制作的犀牛。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这种神秘的石兽有多古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的官方信息是:根据出土情况,石兽葬于西晋,生产日期远早于西晋。其风格特点是线条简洁生动,属于秦汉早期石雕。因此初步推测其制作日期可能在秦汉时期。王毅透露,其实具体来说,石兽的“诞生”至少是在西汉时期,最早甚至可能是战国晚期。“从石兽的造型风格,埋在土坑里的年代等来看。我们判断最早可能是战国晚期的,但要确定石兽的具体年代,还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问题四:李冰建造的石兽是为了治水吗?答:蜀守李冰为石犀,恨水精。既然专家表明石兽的年代最早可能是战国晚期,而且众所周知,李冰曾经在防洪的时候把五只神兽扔进水里,那么这只神秘的石兽是其中之一吗?王毅大胆地说:“基本确定!”王毅告诉记者,他之所以敢说石兽是李冰为了治水而创造的猛兽,原因有很多。“现在我们基本判断这个石兽是犀牛,但不是普通的犀牛。通过它的卷云图案,造型风格等。我们都认为它应该是一只能干的‘野兽’。再加上坑的年代和历史文献的佐证,基本可以确定。”王毅所说的“历史文献”指的是《华阳国志蜀志》。清楚地记载了李冰当年制造神兽治水的经过:“冰是一条过河的河................石渠在南江,命名犀。此后,它变成了两头牛,一只在浮石城的桥门口,也就是现在所谓的石牛门。在很深的地方。”此外,《蜀志》中也有类似记载:“河水有害,蜀守李冰使五石犀牛,两在府中,一在城桥下,两在水中,因厌水精,故称犀牛。”问题五:对方城市的“神兽”会在哪里?回答:可能在天府广场南边。根据《蜀王本纪》年和《华阳国志》年的记载,李冰确实建造了五个类似犀牛的猛兽,其中两个在城中。如果这次出土的石兽是城中的一只兽,那另一头会在哪里?王毅说,关于另一只野兽的位置有“许多传说”。“文献不够清楚。这个石兽的发现已经很偶然了,在对岸找到也不容易。不过,对于另一头猛兽的位置,王毅有自己大胆的猜测:“历史文献记载‘石桥’下有一头猛兽。这个石桥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可以推断出它的大概位置是在天府广场的南面,所以我觉得另一个猛兽很有可能就在那里。“虽然另一种野兽的发现仍遥遥无期,但这种‘野兽’的发现却提振了考古学家的信心。”这种石兽的发现似乎得到了历史文献的证实。这种情况超级少见,可以说是千年一等!”王毅兴奋地说道,“所以在城市里找到另一只野兽也不是不可能的。“问题6:石兽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答:该遗址可能是一座住宅。除了石兽,现场考古人员表示,许多与石兽一起出土的文物都不轻。这些文物的年代从战国到明清,种类繁多,有陶器、瓷器、铁器、青铜器等。最重要的是,这些文物的风格显示了它们不同寻常的地位。”出土的瓦绘朱,地砖装饰精美。这
有专家说,明代蜀王府外城的东墙在今天的顺城街,石兽出土于顺城街以西,所以石兽应该位于蜀王府。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问题7:市民什么时候可以和“神兽”见面?答:尽快,在太阳节可以看到很多市民。现在,你忍不住想看。别担心,也许它会在春节期间和市民们一起过年。考古现场保护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石兽位于钟楼基础处,水泥、钢筋混凝土与石兽紧密贴合,挖掘保护难度很大。“它的病害程度是可移动文物中最复杂的,也是最难保护的。”经过严格的机械剥离和砂纸打磨,石兽终于露出了真面目。“接下来,石兽将被运往遗址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修复。会先脱盐,再风化加固,最后部分恢复。”虽然修复过程复杂耗时,但为了满足市民的迫切心情,文物修复人员会加快进度。王毅说,“我们会尽量在春节期间让市民看到,让它在太阳节展出!”关于“神兽”的最终去向,王毅说:“应该是进入新城博物馆。这只石兽是三星堆时期以来石雕艺术巅峰的代表。如果真的是节水兽,那也是成都之宝!它将成为新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网友热议——当时很多人说李冰的神兽挖不出来,科学家说是迷信。然后,十几年没见洪水的地方全被淹了!——13年发现的,当时没挖出来,继续就地掩埋。时代步入了无坚不摧的开发者说话的时代。什么治水猛兽,洗完之后搬到遗址博物馆去日晒雨淋。——犀牛,神话里好像会分水的那种,李冰秀都江堰。方法是告诉岷江一分为二。不,只是造一个石犀牛放回河里。-我不能不相信这种事情。不知道神兽放回去会不会有什么影响.——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没几个不能毁的,唉。——看着我心跳加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是真的。还给我!速度!——现代人蠢到以为人定胜天,对自然缺乏敬畏。中国四川省90万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自7月8日以来,90万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7月10日,都江堰遭受了大规模的山体崩塌和泥石流,30多人失踪,数百人被困。成都市气象台10日晚7时预报,未来3小时,都江堰、彭州、郫县、温江、双流、成都市将有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10日凌晨,连接四川都江堰至汶川的杜文高速公路因泥石流和山体滑坡中断,导致数百人被困管涛隧道。上午10点以后,他们完全失去了联系。23号国道上的3号桥已经被淹没在一个堰塞湖中。成都市气象台发布消息称,10日8时至18时,成都市出现暴雨天气,其中暴雨14级,大暴雨11级。暴雨中心位于人民公园,10小时降雨量201.4mm。据四川省民政厅报告,强降雨造成该省雅安、德阳、绵阳、广元、成都等9市,40个县90.7万人受灾,6.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400余间房屋倒塌,5.8万间不同程度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41.2千公顷,其中绝收7.1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3.5亿元。
对中国近代化学做出过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郑玄鲲,名郑林,字玄鲲,号文忠轩主,汉族,现就职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民族英雄林则徐七世嫡外孙,林则徐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民革中山书画社会员,文忠轩主郑玄鲲先生书法专业研修于清华大学书法研究生班。文忠轩主郑玄鲲先生同时还任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国内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书法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为国际注册美术师。
从表面字义理解,书法指书写的法度。生活中,书法一词另具备以下含义:第一,某幅书写作品的代称或者所有书写作品的统称;第二,一种艺术类别,一般指书写汉字的艺术。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唐言结构,宋尚意趣”,由此可知唐代书法的法度追求最高、最严谨,唐代书法成就也是书法史上最顶峰的。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中国汉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开始以图画记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文字,又因祖先发明了用毛笔书写,便产生了书法,古往今来,均以毛笔书写汉字为主,至于其他书写形式,如硬笔、指书等,其书写规律与毛笔字相比,并非迥然不同,而是基本相通。
对书法艺术能够达到了懂得欣赏的程度,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欣赏它的难度,就在于它太抽象了。抽象的本身,在于区别再现艺术能够直观撷取生活的一个画面、一个场景,使观赏者参照生活的阅历,对艺术作品作出赏评,(当然这也需要观赏者有一定的审美能力)如绘画、、戏曲、小品等。对于书法艺术的欣赏,要求欣赏者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素养,尤其是曾经受过书法艺术的审美教育,对不同的线条美感能作出鉴定或感悟能力,同时对历代法帖具有常识性的了解,并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对书法达到一定的欣赏能力的目的。
书法艺术的抽象性,应该等同于音乐、舞蹈。音乐旋律的起伏、节奏的长短快慢,以及节奏的或舒缓或流畅,声调的明暗等,都与书法休戚相关,它的相同取决于作者对音乐声音或对书法线条的驾御能力,并介乎生活与抽象艺术之间的集中提取,从而应用抽象语言符号,进行想象力丰富的创造,这种想象空间就是抽象的、不固定、不具体的反映生活,但艺术自身又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对于抽象性,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感受,下出的结论也会截然不同。所以对欣赏者来说也同样是具有不固定性。然而,要想达到欣赏音乐的目的,就是要抓住音乐欣赏的规律这样一个前提。掌握这个规律也是欣赏者的起码的音乐素养。对书法的欣赏也同样要掌握书法语言,对书法线条的美感有一个确切的审美能力,也就是象掌握音乐欣赏规律一样。
历来中国书法传统的审美观,或是结合自然,比拟自然界的山水、云雾、风雨、雷电;或比拟龙蛇、鸟兽;或比拟人文等,晋朝人放浪飘逸,崇尚清谈,对书法风气也崇尚“韵致”;唐朝人以彪炳赤诚为上,忠心耿耿,所以唐代的书风及至“法度”;宋朝人秉承晋朝遗风,崇尚书法的“意境”;元、明人更注重仪表、礼仪,其书风更崇尚字的“姿态”。就是说无论是那个书家,都很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背道而驰,只是每个人有个性差异而已。孙过庭说的“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就是这个意思。例如形容王僧虔的书法:“如谢家子弟,纵不复端正,奕奕皆有一种风流骨气”;形容卫夫人的字“若舞女插花”等是用人来形容书法的美。形容王羲之的书法“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每作一‘点’如高山坠石”;“每作一‘横’如千里阵云”;“每作一‘撇’如陆断犀象”;“每作一‘竖’如万岁枯滕”……事实上不同的线条却给人以不同的感受,“直线”给人以挺拔刚劲的感觉;“斜线”给人以惊险的感觉;“弧线”给人以生命力的感觉;“曲线”给人以动态的感觉;“圆线”给人以柔和的感觉;“方折线”给人以硬朗的感觉,以及粗线厚重,细线灵巧,斑驳线苍劲,飞白线苍茫等等。古人还把书法中具有自然、动感、劲健、凝重的线条,比喻成“屋漏痕”、“断墙壁”、“折钗股”、“锥划沙”、“印印泥”。
于是,无论是真、草、隶、篆、行那种字体,其自身都具有不同的风格,又都是在以上这些不同的线条组合、作用下形成的。欧阳询楷书严谨峭拔、用笔奇险、化险为夷。是用简洁、硬朗、内厌、直斜线并用,形成这样的风格;颜体楷书体势宽博、雍容大度,用笔遒劲、厚重、外拓,起止转折,圆笔居多的线条所形成的;柳公权的楷书和颜体结构大抵相似,比较之下柳体更趋于挺拔、清劲;赵孟的頫楷书隽永、抚媚、平和。用笔更用笔势连贯,轻巧、富有动感的线条构成的风格。那么其它字体如隶书、篆书、北碑、行书都同样具有相同的线条进行组合,比如欧体对应《曹全碑》;颜体对应《石门铭》,赵体与王羲之一脉相承。至于草书的线条应用更是变化多端,丰富多彩。
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石鼓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到草书,每一次字体的嬗变,都伴随着艺术美感的集约化过程。
某些人!只会写毛笔字!毛笔字与书法完全不同概念!因为毛笔字都会写!也许某些人毛笔字写的很工整!充其量是位写书匠!书法就不同了!书法之所以能成为艺术,还在于它具有创造性。书法家把个人的气质和学养等发掘出来,形成个人风格,这就是创造。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书法是书家用一生的时间进行的一生创造!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呢
1、符合的汉字美学原理的书写规律;
2、笔画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晰、准确到位;
3、点画与线条同时得到优良的表现;
4、字型结体品位高古,章法浑然一体;
5、笔锋墨气充盈、气韵自然贯畅;
6、点画线条变化丰富、字字生态生相;
7、一字一貌力避雷同、性情和谐交融;
8、作品与人心灵呼应、气象大度雍雅;
9、传统共性融合个性风格,雅俗共赏;
10、作品力避瑕疵,彰显楷范经典效应。
书法不仅是一门文化艺术,也是一种高雅的养生之道,静可以修身,动可以壮筋骨。挥毫泼墨可以强筋骨,陶冶情操,每天临摹碑帖,沉浸于古人法帖,运笔书写可全身而动,腰膀、肩臂、手腕、指尖都会投入其中,气息调整,凝心聚力,无不运用于笔端。日长天久,必然会强健筋骨,延缓衰老,增强体魄,学书法,就是延年益寿的一剂良方!古往今来,在书法艺术上,有造诣的书法家,大多长寿,自汉朝以来,封建社会人均寿命25岁~40岁的时代,著名书法家们的平均寿命比较乐观。比如,时期的书法家柳公权87岁,欧阳询84岁,虞世南80岁。
字如其人,是很多人用这四个字来形容书法和个人魅力的内外修养,因为书法写得好不好,对个人的外在文化修为表象,最为直接!有些领导自幼习字,历尽风雨,一举成名,不仅口碑好,还能写一手好字,给民众的印象分,立马提升一个档次!比如老一辈***,书法艺术非常出色。今天,在政坛上,在教育界、文艺界,也有很多名人书法水平出类拔萃!比如,唐国强等。
书法艺术的修炼,需要滴水穿石的毅力,需要长年累月的苦练,非一日之功可达。书法艺术没有捷径可走,练字是一个长期枯燥的过程。从临摹碑帖,到背临碑帖,再到创作书法作品,都要认真细致,一笔一画,反复临习。这个过程有点类似“铁棒磨成针”的韵味,所以,只有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并持之以恒,静心磨炼,才能修成正果。搞书法艺术,对磨炼人的意志,大有裨益。
如果说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可以陶冶情操、磨砺意志,那是无可厚非!但是仅仅会挥毫泼墨写几个字,远远称不上书法艺术修为!要想提高书法艺术,还需要不断学习文化知识、参悟书法门道,所以,书法艺术也是展示个人文化教养的文化“符号”。古代,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还要参加科举考试,争取功名利禄,所以,古代为官者,大多书法出众,因为他们读书多,文化修养也高。这种书法文化修为也体现在宗教文化的内涵中,比如,我国历代高僧大德中,几乎都是书法大师,如怀素大师、佛印和尚以及近现代的启功大师、赵朴初先生!书法墨迹无处不在!名山大川、佛教胜地,寺庙道观、学校等地方,随处可见书法家题写的牌匾与墨宝。
书法墨宝,是古代文化交流的一种介质,《兰亭序》《怀仁集圣教序》对书法爱好者来说,都是临习的好教材,古代人就是通过练习书法来到到一定的交往,比如,一起吟诗作画,交换书法临习心得等,哪怕是书信、诗文来往,都能作为书法的一种交流形式,在互联网还不发达的年代,一手好字在书信中表现出来,往往令人敬仰不已?到了互联网时代,书法家来往更加频繁广泛,普通各类书法艺术展,书法比赛,给众多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书法艺术交流的平台。不少人在书法圈内找到了知己!
书法是书写的艺术,更是中华民族一种独特的传统艺术类型。书法艺术主要通过汉字书写过程中的笔墨、点画和章法等造型美,来构成美学境界,并从而表现出人的精神、气质和品格。书法艺术运用抽象的“点、线、笔、画”,将本来只有实用价值的文字书写,升华到艺术的境界。正如宗白华所指出:“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了的自然,表达着深一层的对生命形象的构思,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因此,中国的书法,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而是走上艺术美的方向,而成为表达民族,这也可说是中国书法的一个特点。书法艺术确实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思想,在体现书法家品格、心性的同时,更将艺术家的精神气质外化到作品中,使艺术接近了自然生命的律动,人们常说的“字如其人”,即是对书法这一独特艺术表现力的概括。例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即体现出了魏晋风度影响下鲜活的人格风和自然天性,整幅作品既具有流畅的笔势,一气呵成,又含蓄蕴藉,给人以变化莫测而有法度,清俊典雅而又不失活泼的审美体验。
中国的书法艺术开始于汉字的产生阶段,“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文字生。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语出《书林藻鉴》,马宗霍辑)因此,产生了文字。书法艺术的第一批作品不是文字,而是一些刻画符号--象形文字或图画文字。
汉字的刻画符号,首先出现在陶器上。最初的刻画符号只表示一个大概的混沌的概念,没有确切的含义。
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裴李岗文化,在裴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有较多的类文字符号,这种符号,是先民们的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这些虽非现人能识别的汉字,但确是汉字的雏形。
紧接着距今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出土了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的彩陶。这些符号已区别于花纹图案,把汉文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
接着有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刻画记号的陶片,其记号共有二十四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都是单个独立的字。二里岗文化已发现有文字制度。这里曾发现过三个有字的骨头,两件各一个字,一件十个字,似为练习刻字而刻。这使得文明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
原始文字的起源,是一种模仿的本能,用于形象某个具体事物。它尽管简单而又混沌,但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审美情趣。这种简单的文字因此可以称之为史前的书法。
如前所述,书法艺术同汉字的书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早在3000多年前的股商时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就已奠定了书法艺术的一些基本要素。秦代统一了文字,小篡成为最主要的书体,现今仍能在泰山、琅哪、碍石、会稽等地的刻石上,见到这一时期的书迹。其后,汉代出现了雄浑豪放的隶书与自由飞动的草书。魏晋时期,更是达到了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不仅、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渐趋完备,而且还出现了钟踩、王羲之、王献之等成就卓著的书法大家,对后代书法艺术的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是书法艺术的又一鼎盛时期,尤其是楷书的成就达到了新的高峰,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等楷书名家。到了宋代,受到文艺思潮的总体影响,书法艺术更加注重书家情感的表达和个性的表现,形成了所谓“宋人尚意”的整体艺术风貌。元明清时期,书法上承古意,已基本完备的各种书体也都得到了相应的繁荣发展。总之,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从远古的殷商算起,经历了秦汉的辉煌、魏晋的尚韵、隋唐的尚法、宋元的尚意、明清的延续,直到现代的传承和发展,真可说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冯志亮,笔名禾子尼,号渤海居士,北京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易经文化馆馆长、中华百家姓博物馆馆长、中华姓氏研究院院长、北京姓氏文化馆馆长、北京风水博物馆馆长、北京海图书画苑首席文化顾问。冯志亮先生是著名品牌推广人、姓氏文化学者、姓名学专家、修谱师、网络新闻营销奠基人和发展者,曾提出关于网络广告价值排斥论的“蓝海观点”。2013年冯志亮先生受聘为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哲学系特聘教授。冯志亮先生涉猎广泛,书法绘画造诣深厚,并痴迷于文学历史,亦是一位古体词人和家史家谱研究专家。冯志亮先生著有《渤海诗词集》、《姓氏溯源与民俗探究》、《怎样修家谱》、《怎样编家史》、《怎样写自传》、《易经新解》,以及《百家姓寻根手册》五百余部,《中华姓氏家谱》三百余部。
云南气象博物馆的博物馆的来历
王璡,分析化学家、教育家。是我国近代分析化学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毕生致力于理科和师范大学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培育了
中国几代科学技术人才。他还长期从事化学史的研究工作,是用分析实验结果为依据并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化学史的开拓者之一。
候德榜,著名化工专家,字致本。1890年8月9日生于福建省闽候县坡尾乡一农民家庭,14年8月26日卒于北京。1907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福州英华书院,1910年考取清华留学预备学堂高等科,1913年以全部功课十科均满分完成预科学业并公费派往美国留学,1917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化工专业、191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21年获该校博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出任中国化工工业开拓者范旭东开办的天津塘沽碱厂总工程师。
建国后,1951年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今中科院院士),1958年9月任中国科协副。1963年任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
候德榜一生功绩卓越,为中国化学工业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是中国近代化工工业的奠基人,世界制碱权威。他一生共获20多项荣誉。撰写过《manufacture of soda》、《从化学家观点谈原子能》、《制碱工学》等10余部著作,发表过60多篇论文,被范旭东称为“国宝”,其塑像立于北京化工大学院内,为后人共仰。
邱宗岳,化学教育家,南开大学化学系的创始人,理学院的奠基人之一。他将南开大学化学系办出了特色,注重学生的基础理论教育和实验训练,为国家培育出大批科技人才。
还有?太多了!!!!!!!
在昆明城中,只要你抬头向西边眺望,就可以欣赏到著名的西山睡美人自然景观,这就是昆明西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所在,而云南气象博物馆就伫立在“睡美人”的腹部位置—太华山美人峰之巅。
云南气象博物馆始建于1927年,于1937年迁至现址,海拔2360米,是由云南气象、天文、地震科学事业的先驱者、中国自然科学家陈秉仁(号一得)先生创办,前身为“私立一得测候所”、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其气象探测业务工作延续至今。
在早期的云南建设、昆明城区授时、测定昆明经纬度(测点位于今云南大学校内)、保护滇池、抵抗日寇、天文观测及云南天文台选址、地方志编纂、地震初步研究与城市防灾建设规划、日食观测等多方面,一得先生、一得测候所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3年云南省人民将“一得测候所”列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后相继被授予“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委省)、“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云南省)、“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科协),“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气象局)等称号,2008年挂牌成立了云南气象博物馆。
馆内详细展示了一得先生在云南气象、天文、地震、地方志编纂、保护滇池等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陈设有早期气象仪器设备及办公生活器具、历史气象资料图册、龙云签发的土地文书、楚图南等的题词、一得诗选、关于陈一得的书法作品等展品,并专门介绍了一得先生面对法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或高价购买、或威逼利诱,然先生却“三拒洋人”的爱国壮举等历史;同时配合运行中的现代气象大气探测设备、探测业务,为公众提供了解云南气象、天文、地震自然科学发展历史、普及气象科普知识、学习气象知识、熟悉气象工作的好平台。
陈秉仁,字彝德,号一得,云南昭通盐津人,祖籍四川,生于1886年,卒于1958年,享年72岁。他自幼好学,1902年参加科举童子试,县考名列头十名,至院考,名额早满而未被录取,停科后保送昆明高等学堂习法语,在校期间,就公开反对修筑滇越铁路、写诗抨击,1910年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公费留学比利时、欲留洋攻读铁路之际,又逢清出卖云南“七府矿权”,他愤然登台演说而被取消留学资格,故留学受阻。一心求学的秉仁欲自费留学,便只身远赴上海筹集资斧,恰遇辛亥革命爆发,对清早已绝望的秉仁毅然投笔从戎、直接参加了攻克南京的战斗。革命“成功”后,返昆,考入云南优级师范数理化专科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即进入云南教育界、教书育人,他以教学严谨、为人正直著称,正如曾师从秉仁的楚图南先生所题“治学认真、教育晚辈负责、为人笃实”,后曾任昆明市教育课督学、云南教育经费委员会委员等职。期间,秉仁认识到气象、天文等自然科学“事关国际民生”、非常重要,遂努力钻研,并学有所成。
1926年,陈秉仁“被省教育会选充第十二届全国教育联合会云南代表”,由昆明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越南河内直达海防,转乘轮船经香港抵达上海登岸,赴南京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往返行程不下二万五千里”。期间,他几次跨长江渡黄河,详细考察了江、浙、直、鄂四省教育、文化、商业、交通、城市建设、农业、气候、名胜古迹等,并受到时任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先生“勉励”,遂自费从上海购买部分气象、天文观测仪器运回昆明。1927年春,秉仁在昆明市钱局街53号自家院内、自费创办了“私立一得测候所”,秉仁遂号一得、取《史记》中“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至此,在中国的西南边陲——昆明,诞生了云南第一个、中国第二个国人自办的“气象站”。于是,陈一得一家人就开始了白天观气象、夜间观天文,坚持长达十年之久,“从未间断”。所获取的气象实测资料免费送给、学校等机关使用。同期,测候所开始负责施放午炮、校对街钟等工作。一得测候所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引起洋人的注意,并在后来相继发生了“三拒洋人彰显爱国”之壮举。
1934年11月,“一得测候所”被中央大学地理系考察团誉为“科学化之家庭,硬干苦干的机关”。
1936年5月30日,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的蒋中正,下令云南省“克日设法筹办测候所”。这个任务自然就交给了一得先生,他选定了昆明西山—太华山美人峰,于是由省出资国币壹佰万元,从昆明太华寺手中把美人峰“买下”,用来建设测候所。于是,一得先生亲手设计并带领民工,靠人背马驮、用时不到一年,即使省立昆明气象测候所(主要包括一得楼和观测场)耸立在美人峰之巅,随即龙云亲自任命陈一得为第一任所长,测候所于1937年6月1日正式开始气象观测、发布气象报告。同时,位于钱局街53号的“私立一得测候”停止运行。
1950年云南解放,先生把测候所及全部资料交给人民,测候所更名为太华山气象站。直到11年建设、启用气象雷达开始,一得楼逐渐变成了职工宿舍之用。1993年昆明气象测候所被云南省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相继被授予“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中国科协)、“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省委省)、“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云南省)、“全国气象科普教育基地”(中国气象局)等称号,2008年挂牌成立了云南气象博物馆。
陈一得所长任期直到1950年云南解放,先生把测候所及全部资料设备交给人民后,已过花甲之年的他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到更广阔的新中国边疆建设之中,先后担任云南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云南省博物馆第一任馆长、中国气象学会云南分会、中苏友好协会副、昆明市政协副等职。1958年9月,先生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职工科学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会上当选为全国科协理事,返昆后拟选为云南省科协,正当人民寄厚望于先生时,他却在实践其“人生,当积极努力,用有限的生命,努力为人类谋幸福”的征途中病逝了,享年72岁。
由于先生在气象、天文、地震、地方志编纂、保护滇池、科学普及、考古等多领域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自然科学界的鲁殿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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