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问题的解决方案_气候问题特使是干啥的

1.联合国气候峰会的美国态度

2.德班气候大会成果？

3.气候问题为什么又被称为气候政治

4.陈文辉：“双碳”是一条又长又宽又厚的投资赛道

5.这句话什么意思？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据路透社报道，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当地时间22日在MSNBC的一个节目中表示，“我将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再次访问中国”。

克里到中国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还是真正的关系全世界的人民。

气候变暖到底人类影响有多大，我在此先不讨论，我们来看看 历史 。

大约在七万年前，地球进入冰河世纪。也就是说在七万年前以前地球是很温暖的，也就是说北极圈里还没有冬天。

从七万年前开始地球进入冰河时代，当然不是一下子进入冰河时代的 而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段气候演变，才有了冰雪覆盖的北极，可怜的猛犸象就是在这段时间给冻死的。大约从17000年前开始，冰川开始慢慢消融，那个时代人类的碳排放就是点火烤肉取暖。气候开始变暖了，冰川开始融化。这种现象大约持续了八千年左右。

在公元前7000-8000年的时候，地球变得温暖舒适。人类活动开始扩大范围，在这期间人类学会了，耕种，放牧。这些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从出土的东西可以判断出来北半球是非常暖和的，应该和现在的亚热带差不多。

到了夏商的时候 文字已经出现了，很多东西都有据可考了。比如黄河流域一带有大象，河南简称“豫"。除了大象以外在黄河流域一带还有犀牛。

看见了吗，从冰河世纪到全球变暖，这可和人类一点关系都没有。

从商朝开始，地球的气候又开始逐步的变冷。黄河流域的大象没了，犀牛开始南迁。到了唐朝的时候杨贵妃喜欢吃荔枝，那个时候杨贵妃吃的荔枝是从四川运过去的。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四川的气候和现在的广东是一样的。现在你再去看看四川，荔枝肯定是没了。

中国犀牛分布范围

殷商时期犀牛所能到达的北界，或还在殷墟之北的内蒙古乌海一带，经六盘山往东，过子午岭、中条山、太行山，直至泰山北侧，长达一千八百多公里。

春秋时期的北界，则已缩减到了渭南山地、汉水上游、淮河流域直至长江下游；到公元前2世纪的汉代，中原就已经没有犀牛了。

唐朝时，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甚至青海，都有分布。

明朝时，只分布于贵州、云南。

到了清朝时期，只有云南有犀牛了。其他地方太冷了，不适合犀牛居住了。

到了民国最后一头犀牛也死了。

可以说中国犀牛史就是一部气候史。这三千多年的气候变冷难道是没有工业化，没有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吗？

一万七千年前开始气候变暖，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地球上动物太多呼吸排出来的二氧化碳造成气候升温了吗。

再后来从殷商开始人类急剧上升打猎吃掉小动物，地球上小动物变少，减少了碳排放使地球气温变低的吗？

稍微学点 历史 ，稍微动点脑子。就应该知道人类的活动对地球气候的影响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当然人类对地球温度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人类对大自然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人类过度放牧，让西北沙漠化。使劲的排放工业废水。结果毁坏环境污染河流 ，害得人们喝瓶水还要去净化。

加强排放有毒有害气体的坚决打击。这个全民支持，不反对

千万不要相信牛放个屁就影响了地球的温度

地球有地球自己的冷年规律，这不是人类能左右的。

联合国气候峰会的美国态度

[编辑本段]同名** 1954 中国

基本信息

**片名

鸡毛信

外文名称 The Letter With Feathers

影片类型

战争

片长

70分钟

国家/地区

中国

对白语言

汉语普通话

色彩

黑白

混音

单声道

制作公司

上海**制片厂 Shanghai Film Studios [中国]

年份

1954年

演职员表

导演 Director

石挥 Hui Shi

原著

华山 Hua Shan

编剧 Writer

张骏祥 Junxiang Zhang

演员 Actor

舒适 Shu Shi.....爸爸

蔡元元 Cai Yuanyuan .....海娃

李保罗 Li Baoluo .....农会干部

曹铎 Cao Duo .....民兵小队长

李镛 Yong Li .....民兵小王

蒋锐 Rui Jiang .....张连长

冯笑 Xiao Feng .....小刘

刘非 Fei Liu .....一排长

周伯勋 Boxun Zhou .....猫眼司令

陈风 .....日哨兵

程之 Zhi Cheng .....歪嘴

于明德 Mingde Yu .....黑狗甲

王岚 Lan Wang .....黑狗乙

摄影 Cinematography

罗从周 Congzhou Luo

剪辑 Film Editing

陈曦 Xi Chen

录音 Sound recordist

黄力加 Lijia Huang

作曲

黄贻钧

副导演/助理导演 Assistant Director

谢晋 Xie Jin

剧情介绍

华北抗日根据地龙门村，有赵姓父子俩，父亲老赵是民兵中队长，十二岁的儿子海娃是儿童团团长。一天，父亲得到鬼子要进山抢粮的消息，便让海娃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

海娃以放羊作掩护，携信上路。不料途中遭遇鬼子，海娃急中生智，将信藏在了头羊的大尾巴下面。鬼子们抢了海娃的羊，还逼迫他带路去龙门村。

晚上，海娃乘敌人熟睡时，取信逃跑。途中，信一度失而复得，但海娃却再次被敌人抓住。机智勇敢的海娃故意把敌人引入歧途，至此，敌人才知中计，拔枪打伤海娃的手。千钧一发的时刻，八路军赶来搭救，全歼了敌兵。海娃完成送信任务后晕倒了，八路军根据鸡毛信里提供的情报，炸毁了敌人的炮楼，并活捉了猫眼司令。

海娃醒来时谁在暖坑上，上面有糖果和饼干。海娃问张连长缴枪没，墙角堆放着好些枪。于是海娃对连长说他要一把枪。

影片评价

新中国儿童**的经典之作！

影片《鸡毛信》是著名**艺术家张骏祥根据华山同名改编的，是新中国首部正面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军民创造的一种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邮件，信封上粘有鸡毛，以示十万火急。影片以海娃送鸡毛信作为全片的主要线索，结构单纯，情节曲折，一个悬念接着一个悬念。正是在曲折跌宕的惊险情境中，影片以生动细致的描写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贞顽强、机智勇敢的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艺术形象。影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注重儿童情趣。片头字幕像一本连环画．一页一页揭过，使少年儿童观众像翻看连环画一样亲切。每一片断的开头，也模仿连环画的说明写上字幕，对背景、环境、人物心情做出说明，用生动诙谐的旁白道出，强烈地抓住了少年儿童观众的注意力。扮演海娃的蔡元元也因此成为了新中国**史上一颗耀眼的童星。

幕后故事摄制故事

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中诞生的《鸡毛信》。

一部**，在看过许多年以后，依然留在你脑海中的那个镜头，肯定是最有艺术价值的。

一个放羊娃站在山顶，手持红缨枪，两眼望着平川。山顶上立着一棵树，太阳照着，四处静静的。旁白声起：“小海娃是儿童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距离。”**镜头渐渐拉远：站在“消息树”下，可以看见平川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还能看到平川上撒着不少芝麻粒大的黑点，那是日本鬼子的炮楼。镜头再次拉回山顶，旁白：“这是个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鬼子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的狗娃跟桂妞，看见消息树倒了，就会把稻草人拉倒。村子里的人立刻就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忽然，平川上那个圪土达里爬出一长溜黑点子。海娃揉了揉眼睛，清清楚楚地看到，那黑点子像无数蚂蚁，朝龙门山爬来了。不好，鬼子又出动了！四周山上的“消息树”一棵接一棵地倒下了，海娃赶紧把龙门村的“消息树”一拉。狗娃和桂妞这边，稻草人也倒下了。顿时，龙门村里响起了钟声，钟声越来越紧，人们背着粮食、包袱，赶着牛羊，都急忙往山沟里跑，民兵们也集合了，拿着武器上了山。

这是**《鸡毛信》对“消息树”的一段经典演绎。关于抗日斗争，这组镜头给了未经过战争的孩子们最直观不过的感性认识。

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中国**一样，上个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儿童**，为了适应中国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使孩子们本该充满快乐的童年生活也背上了重担。尽管那时的儿童影片在风格样式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较多空白，但令人欣慰的是，从《鸡毛信》开始，中国**工作者的探索，也为那个年代的**史留下了许多可圈可点的经典之作。单是片头连环画式的构思，在那个缺少视觉冲击的年代，就足以让小观众们精神为之一振。《鸡毛信》剧组于1952年9月中旬接受任务，经过四次修改，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曲折拍摄，终于在1954年“六一”儿童节，把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后来还赴埃及、美国等地放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我国少年儿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鸡毛信》于1955年获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节优胜奖，成为新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

如果说20世纪革命历史题材的儿童**，60年代的《小兵张嘎》走向了难以超越的高峰，那么其发端则是50年代诞生的这部《鸡毛信》。

2005年是中国**诞生100周年，也是**《鸡毛信》的制片主任顾也鲁90岁诞辰。刚庆祝完90大寿，顾老在上海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访。

顾也鲁是从一名牛奶推销员成长为集演、导、制片于一身的著名演艺界人士，1951年，热爱新中国的他和已故导演石挥一起从香港回到内地。

石挥是20世纪40～50年代杰出的影、剧双栖演员、导演，被誉为“话剧皇帝”。1953年筹拍这部儿童片的初衷，是为向国庆献礼。为了拍出精品，石挥“恶补”了许多反映老区农民生活的书籍。顾也鲁说：“他是个‘夜神仙’，写分镜剧本都在晚上。我和他谈拍摄，常常要在半夜12点以后去他家聊。12点以前，他在‘啃戏’，跟朋友谈艺术；或与女友约会，打打，劳逸结合，松弛一下。”“石挥很能吃苦。拍外景时，常常在祠堂里打地铺，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我们还睡过草地。在艺术上，他决不马虎。比如拍收割高粱，他要真割一大片庄稼。在拍摄反扫荡时，他要到老百姓家真开枪，我怕得很，不过艺术上还是听他的。戏拍完后摄制组已经回上海了，石挥要再去北京山区搭碉堡补拍镜头，我不同意。我们两人争吵到制片处长吴仞之那里，最后因考虑到摄制资金有限，还是在上海搭景，我只好对他抱歉了。”然而，就在这次补拍中，石挥受伤了。在闸北，空弹片把他的腿打伤了。

顾也鲁说，石挥是他最欣赏的男演员，石挥常跟他讲的那句“生活上不怕苦，艺术上我负责”，也让他铭记在心间。

虎头虎脑的弟弟比哥哥更有小英雄的气质，导演就让哥俩换了角色；30只羊坐着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火车，随剧组到了南方

“海娃”可以说是中国**里塑造最成功的一个小英雄。他曾经害怕，曾经哭泣，曾经一筹莫展，也曾经因疏忽大意而丢失信件。但这不仅没有让人感到他的软弱和愚笨，而是更真实可信地让观众感到对敌斗争的严酷和人物所承受的重负，也让观众同海娃一起在他所经受的锻炼中感受成长过程。

扮演“海娃”的蔡元元祖籍安徽，出生于一个演艺世家。在父亲的影响下，蔡元元和哥哥蔡安安，从小就开始接触表演艺术。

1952年，**《鸡毛信》的导演在挑演员时，同时看中了兄弟俩。导演石挥和副导演谢晋起初让哥哥蔡安安演剧中的主角——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海娃，让弟弟蔡元元演海娃的小伙伴狗娃。为此，兄弟俩还到京郊农村体验生活，练了几个月的放羊。可开拍后，导演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小英雄的气质，就临时让哥俩换了角色。于是，由于成功地扮演了海娃，年仅10岁的蔡元元从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童星。37年后，兄弟俩在澳门成立了蔡氏兄弟影业公司，填补了澳门**电视制作业方面的空白。

影片的拍摄地主要有三个地方：北京、湖南和上海。在北京拍摄，还动用了的警卫。顾也鲁回忆：“的警卫也演解放军，也演鬼子，多少人记不起来了。”

雨季，是拍摄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在北京没拍几天，就下起了大雪。“影片要拍夏、秋季节的戏，但当时已下过两次雪，积雪未化，我发动解放军和全摄制组扫雪，但也只能拍些中、近景。副导演谢晋提议到湖南去拍，那里还是青山绿水的景象。我同意了。”顾也鲁回忆说。但到了湖南，却又遇上雨季，天天下雨。因为要赶在1953年内放映，所以演员们每天早上一早起来就化好装，等雨稍微小一点就抢拍。“蔡元元老问我，顾叔叔，你眼睛瞎了没有，天还在下雨，为什么叫我们化装？”

天气的恶劣还能克服，但新的烦恼又产生了。

看过《鸡毛信》的观众都知道，整部影片中“出镜率”最高的，除了“海娃”，就是羊群，特别是那只担负着特殊任务、生死命运牵动人心的老羊。到了南方，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羊，怎么办？剧组决定把羊带去。就这样，30只羊坐着那个年代还很稀罕的火车，随剧组到了南方。“在湖南，每到一个地方拍戏，派出所就派出警力保护羊群。”有人说，“特别保护”是因为北方的绵羊到了湖南水土不服。顾老解释说，其实是因为当时湖南有很多老虎，还吃人。请派出所保护羊，主要是怕羊被老虎吃掉。“刚到湖南，我就在派出所看到有一个棺材，里面躺着老虎咬死的砍柴农民。不是有句话叫‘羊入虎口’吗？我不能把羊送给老虎。当地到处看到老虎的爪印，我挺担心，所以请派出所来保护。”顾老回忆说，每个地方，派出所派出一个小分队的警力。不过，老虎倒是一直没来。“这个戏共花了多少钱，具体记不太清，大概30多万吧。现在一部片子至少要几百万啊！”顾也鲁说。

故人故地

“信没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紧急的信在中间插上鸡毛，叫鸡毛信。”

鸡毛信，消息树，影片中这些让今天的孩子们看来新奇、好玩的东西，是抗日军民的特殊发明。

2005年3月29日，新华社记者在山西定襄的上零山村见到了1940年日军化学战的幸存者、79岁的张申元老人。他说，自从日本人来放过毒以后，村子的南、北两个山上的树上都插有红旗，有人轮流放哨。这就是“消息树”。“我15岁那年参加了民兵，主要任务就是放哨、埋地雷。晚上我们把地雷埋到日本人进出的必经之路，早上再取出来，怕把自己人炸伤。白天放哨的时候，如果山顶树上的红旗倒了，就意味着日本人来了。晚上也是轮流值班，两个人一班，一炷香换一班。晚上哨兵要是发现敌人来了，就扔手榴弹，来得及的话就敲钟通知村民。我们村里有游击队，但没有跟日本人面对面打过仗，因为力量太薄弱了，主要是保卫村民的安全。”

像古时的烽火狼烟一样，抗日战争中的“消息树”是一道预警，是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自卫的武器。

影片中的鸡毛信是一封长方形的、有信封的信，信口插着三根鸡毛。当海娃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封特殊的信时，这个镜头便走进了千万名小观众成长的记忆。但除了当年的小“海娃”们，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鸡毛信”至今也还是个“秘密”。

抗战中的村儿童团长、阜平县辛庄村77岁的王专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的访时说：“信没有信封，有固定的折法，紧急的信在中间插上鸡毛，叫鸡毛信。”他还向记者演示了一遍折信的方法，折完后上端留出一个长段，可写收信人名字，下端叠在一起，可以插鸡毛。

2005年4月27日，新华社记者在天津见到了当年传送过鸡毛信的小通讯员雁秀峰。雁老13岁开始送信，“我送的鸡毛信没有信封，那时候也不需要信封，要不没法藏。折成三角形，抓在手里。这样如果遇到敌人，就装玩耍摔倒往土里一藏，信太大了不好藏。”

与这些“海娃”们不同的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指导员——91岁高龄的蔡展鹏老人，则是一位“鸡毛信”的收信人。今年4月22日，蔡老在保定向新华社记者回忆了他所收到的“海娃”们送来的鸡毛信。“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急’；插两根鸡毛，表示‘特急’；插三根鸡毛，就表示‘十万火急’。”

看来，影片中小海娃送的信，确实是一封“十万火急”的信。

送情报路遇鬼子，海笑闯进一户正在办丧事的人家求助；他跟着大家哭得死去活来，眼泪鼻涕一大把，几乎将点燃的纸钱都浇熄了。日本鬼子没有看出半点破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

这部**是千百万在烽火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写照。在整个抗战期间，究竟有多少“海娃”、有多少“王二小”，今天已很难考证。

79岁的著名作家海笑，当年就是一个小情报员。他在看了《鸡毛信》之后说：“海娃这个形象比较可信。”海笑本名杨忠，参加新四军后改名为“海啸”。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他又改名为“海笑”。2005年4月，海笑在接受新华社记者访时，讲述了自己“海娃”式的童年生活。

以下是海笑自述：

1942年，海笑的家乡南通被日本人占领。海笑尽管那时才是个14岁的初中生，但整天想着参加新四军，把鬼子赶出中国。“可是，驻在杨家园的新四军嫌我小，不肯收我。”海笑回忆道。

当时，海笑的姐姐早已参军，在南通市区做和情报工作。一天夜里，姐姐突然把熟睡的海笑叫醒，严肃地说：“弟弟，现在有一个不穿军装、不拿枪、不拿刀的革命任务，但同样是新四军的一个小战士，这事，你愿意不愿意去做？”

海笑兴奋得从床上跳起来，连说“愿意”。这样，身高不足1．5米的海笑，成为了一名与姐姐单线联系的小情报员。

一般情况下，姐姐每10天回来一次，海笑就把自己在附近打听到的日伪军的人数、装备、鬼子队长和翻译长得什么样、他们下乡干了些什么、地方上哪些人当了汉奸等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姐姐。

情报员工作处处充满危险。一天，小海笑去6里路外的小姨娘家玩，了解到村里有一个人投敌当了汉奸。他问清这人的姓名、年龄、模样，偷偷地记在一张纸上，然后揣上这张纸往回赶，准备告诉姐姐。

当海笑走到鬼头街，正想转弯向南走时，忽然看见100米开外走来一队举着“膏药旗”、枪上插着的日本鬼子。因为身上藏着那张纸条，海笑的心怦怦乱跳。不够沉着又缺乏经验的他掉转身快步疾走，日本鬼子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叫喊着追赶过来。海笑赶忙钻进玉米田里，把纸条埋在地里，做了个记号后，拔脚便奔跑向前。碰见一户正在办丧事的人家，他便一头扎进去求助。

这户人家全都在哭哭啼啼，忽见海笑闯了进来，知道情况紧急。一个大妈立即找来一件白色的孝袍让他穿上，又戴上白帽，穿上孝鞋，叫他跪在灵堂前磕头烧香燃纸钱。大妈嘱咐海笑，说海笑是她的小儿子，同时嘱咐家人一番。

刚刚安排妥当，4个日本鬼子就搜索过来了。鬼子四处寻找，连躺在停尸板上的死人也不放过。“这时一家人都在放声大哭，我也早已镇静下来，跟着大家哭得死去活来，眼泪鼻涕一大把，几乎将点燃的纸钱都浇熄了。日本鬼子没有看出半点破绽，只好灰溜溜地离开。”回忆起那一幕，海笑至今心有余悸。

那名汉奸最终被新四军锄奸队员除掉了。而这次经验教训使海笑懂得，情报要强记，尽量不要携带嫌疑物品；即使遇到突发事故，也一定要沉着应战。

1943年秋，到鬼子据点了解情况的海笑，碰上了一个叛徒。叛徒知道海笑的姐姐是新四军，但不知道海笑已经是小情报员，拦住海笑说：“不要走，跟我去吃饭。”海笑不得不跟着走。在鬼子的宪兵司令部，叛徒告诉鬼子：“这个小孩的姐姐是新四军。”见海笑只是小孩，鬼子不太重视，对海笑说：“赶快回去叫姐姐来自首，姐姐不来，下次捉住，要死啦死啦的。”就在审讯时，海笑还发现了另一个情报——一个木笼里关着四五位新四军女战士。

海笑装答应鬼子，连连点头说：“我知道了。”鬼子便把他放出来了。

这第二次死里逃生之后，区里研究决定，不能再让他做情报员了。从此，海笑就告别了小“海娃”的生活。

[编辑本段]所获奖项

1955年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节优胜奖。

文化部1949—1955年优秀故事片三等奖。

1980年全国第二次(1954—19)儿童文艺奖故事片一等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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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仅一年余，中国沿海几乎所有的港口均落入日军魔掌中。这样一来，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海上通道也被日军完全堵死。当时，海外华侨大量捐款捐物，筹集了大批国内急需物资。国民也拿出极为珍贵的外汇从西方购买了大量的汽车、石油、等，一起堆放在越南的海防港。海防港是滇越铁路的起点，当时，很多抗战物资及内迁的机就是从这条铁路，经海防港运到昆明的。但是从安全、实际的角度考虑，滇越铁路也随时有被日军封锁之威胁，中国还是应当在地处大后方的云南建设一条通往印度洋的交通线。后证明，这一考虑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完全封锁中国的国际通道，不断地向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在境内停运中国的物资。1940年9月25日，日军在海防登陆之后，完全截断了中越之间的交通运输线。

滇缅公路的修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1937年8月，时任云南省的龙云向提出《建设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建议各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最后直通度洋的铁路和公路。当即表示同意，并下令交通部、铁道部研究办理。11月初，经国民员同云南省协商，最后确定了滇缅公路由昆明经下关、保山、龙陵、芒市、畹町出国，然后在缅甸的腊戍与缅甸的中央铁路接通、直通仰光这一路线。滇缅公路的路线确定后，国民又专门委派外交部及云南省有关人员作为特使前往缅，与缅甸的英国殖民洽谈在缅甸修路事宜。双方商定，由云南省主持修筑下关经保山至畹町的公路；缅甸方面负责修筑腊戍至畹町的公路。随后，本着“地方负责，中央补助”的原则由行政院拨款200万元给云南，限期一年竣工。但是，龙云却主观地认为滇缅公路可在三个内修通。因此，他严令公路沿线地方当局必须在1937年底以前开工建设，限期三个月之内先建成一条可以勉强通车的简易公路。当时，龙陵县长王锡光收到省的紧急命令，封套上赫然贴着一根鸡毛。另还有一个木，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副闪着寒光的手铐。省下令：“分配该县路段，务必在期限内完成。逾期未完成者，县长自带手铐，来昆受处。”黄恒蛟是一位研究云南交通史的专家，他在研究中曾发现了一则这样的故事：

那个时候军令如山倒，龙云下命令的时候，叫很多县的县长来挂帅分段修路。王锡光是云南甸西龙陵县的县长，要统领周围的县来修这条路，当时龙云下命令送给他一副手铐、一根鸡毛。我们中国话鸡毛信就是很严紧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能完成命令就用手铐带走你，就是军法处置。王锡光接到这个命令后，就要求他周围这些县都派人来参加这些事。当时又不可能有什待遇、什么报酬之类的，就有些懈怠。那么这个王县长就到周围的县去哭，痛哭流涕的办法去感染他们希望他们派人，不然将来我就是军法处置的对象，这个哭的效果还不好，怎么办?他就拔出来，对周围的县长说，你是派还是不派，如果你不派，我这个路修不好，我也是死罪，你不派我把你打死了。你派不派，我都是死。这样子才把周围的人吓坏了，不干不行，就派人来修路了。修的过程当中，生活极端艰苦，条件也很恶劣，有的人多少有些懈怠了，他就用鞭子打，急的要死。这段路修了以后，他的眼睛也瞎了一只。后来，他写了一首长诗，他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你们，我对不起你们，逼着你们来修路了，但是为了卫这个国家，也是为了保卫大家的安全。

龙云下令三个月竣工的命令，显然仅是这位彝族英豪一贯争强好胜、以“争”为荣、勇敢尚战作风的一种体现，事实上是无法完成的。首先，这是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特别是西段下关至畹町河是新修路段，要翻越横断山脉纵谷地带的怒山、高黎贡山，还要跨越漾濞江、胜备江、沧江、怒江等大川，不但高山急流很多，而且海拔起伏极大，最高处海拔达2600多米，最低处却仅有600米左右，工程十分艰巨。除此之外，缺乏受过训练的技术人员这一问题也很突出。滇缅公路的总工程处只好对流落到昆明的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进行紧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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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班气候大会成果？

说：发达国家有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起表率作用——美国决心就全球变暖取行动。

他说：“我们明白气候威胁的严重性。我们决心要取行动，我们将履行对未来时代的责任。”

上台后，大幅修订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政策，这也是他上任九个月来首次在联合国讲台上宣布把全球变暖作为优先处理问题。

宣布，要在2020年或之前把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到1990年的水平。

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说：美国正朝着协助草拟全球气候协议的方向前进。

气候问题为什么又被称为气候政治

经过14天的马拉松会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第7次缔约方会议终于落下帷幕。和以往的气候大会不一样，本次大会在两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一是通过决议要求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指标；二是启动绿色气候基金，使发达国家兑现承诺，在资金、技术方面切实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不过，尽管德班大会成果积极，但远难称完美，仍留下问题待明年的卡塔尔气候大会解决。

大获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总体有利。在中国和印度等国的力争下，大会通过的文件没有使用欧盟提出的“路线图”、“法律效力”等词句，而改为“进程”和“法律框架”；明确了绿色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将以西方的资金为主，企业投资为辅，而发展中国家将在自愿的原则下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大会上，美国和欧盟的分歧正在加剧，而且愈加公开化。欧盟代表赫泽高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批评美国在气候变暖问题上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她说，欧盟在控制气候变暖问题上正在发挥“***”的角色，欧盟和美国渐行渐远。

美国对欧盟则取了避其锋芒、迂回应对的策略。美国气候谈判特使斯特恩先是对欧盟的“路线图”表示不感兴趣，甚至说“路线图”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但后来又模糊地表示支持，称美国也希望建立一个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机制。但就在斯特恩表态的当天，美国澄清说，这并不意味美国已同意加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

针对欧盟提出了绿色气候基金应尽快建立的要求，美国没有反对，但同时又以基金的透明度、管理模式和资金来源不符合美国要求为由，阻挠基金尽快成立。

美国和欧盟之所以一个保守一个积极，背后都有深刻的利益动机。美国不愿意为减排指标而牺牲利益，而欧盟却试图利用减排指标和其成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谋取利益。然而这种差别，使欧盟在第二承诺期上与发展中国家找到了更多共同语言。最终，各方使美国成为了气候谈判中的一个“孤立者”。

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此次大会上难免成为被关注的焦点。根据记者收集的反应，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的表现可圈可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十六字：坚持原则、有所作为、游刃有余、把握得当。

中国代表在会上的发言中，坚持了两个核心要求：必须坚持《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落实资金援助，这一立场既代表了“基础四国”(中国、南非、印度和巴西)和77国集团的利益，也反映了其他发展中国的诉求，如非洲国家集团、小岛国集团等，得到了与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积极肯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德班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宣布，中国愿意有条件接受2020年后的量化减排协议，但前提是发达国家必须签署《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尽快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建立监督和执行机制；落实适应、技术转让、森林、透明度、能力建设等共识；加快对各国兑现承诺、落实行动情况的评估；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公平、各自能力的原则，确保环境的整体性。

本次大会、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部长马沙巴内表示，中国的声明已经开始回答如何签署《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问题了，这为下一阶段的顺利谈判开了好头。参加此次会议的不少非组织也对中国给予高度评价。在环保领域较有影响力的非组织“喜马拉雅共识”的创始人龙安志(Laurence Brahm)对记者说，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表态，是国家形象和软实力的表现，中国在这方面交了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说，“中国在本次大会上代表广展中国家明确表明了立场，坚持了原则，显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行动上，中国也走在了许多国家前头，特别是中国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地制定了节能减排的目标，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而与中国相比，美国做得远远不够，它只从自身利益出发，仍坚持高耗能的发展模式，成为了节能减排的一大障碍，也是本次会议的绊脚石。

不过，此次德班大会取得的成果距离完美还差很多。《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究竟是到2017年还是2020年还待定，参与的发达国家减排力度还远远不够，距防止地球升温2摄氏度的减排要求相差甚远；游离于《议定书》之外的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也远不到位；尽管绿色气候基金已宣布成立，但其资金来源和管理机制上仍有空白，目前只能算是一个“空壳”。

陈文辉：“双碳”是一条又长又宽又厚的投资赛道

世界气候峰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地球变暖的代价，雪灾、台风、暴雨、干旱……各种各样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气候变化的政治》这本书，主要阐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书中指出，气候变化会对每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

全书一开篇，吉登斯便以一种灰暗的笔调，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这些灾难和梦魇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结果上。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问题是，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一切都太晚了。这种现象在书中被称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再次，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方面的努力；最后，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建议虽好，但怎样实施，却是摆在世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国，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吉登斯认为，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导致了全球性危机。所以，工业大国必须承担起控制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

在探讨气候变化的同时，吉登斯还充分肯定发展权。“大国需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放缓，因为首先要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气候问题。当然，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C?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A为行动。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事实上，?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中国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美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主权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李雁观察到，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拔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直接斡旋。几个小时后，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换来全场掌声雷动。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告吹。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入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入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发布，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中国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自“十一五”规划，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明确意识到减排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国家的任务是引导市场尽快地适应这个潮流，在政策上面配套，使企业能够尽快地占有先机，带领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且走在国际前沿。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保障。事实上，一些前瞻远见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动声息走在低碳革命的前沿。上海正在兴建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而美国第二大风电场使用的设备，亦是中国制造的。

面对30年来放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为了保持中国企业的环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无论哥本哈根成败得失，中国都必须努力减排，走上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毫无悬念的。哥本哈根没有完成任务，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但也算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新起点，、企业、民间社会必须肩负责任，同舟共济，积极面对，加快走向绿色的、低碳的未来。

（卢思骋,资深环保人士。王之佳,原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协调员）

这句话什么意思？听一下大家的看法。

在近日举办的第三届外滩金融峰会上，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沃尔德隆（John Waldron）、全国 社会 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陈文辉、伦敦证券集团首席执行官Did Schwimmer等多位企业领袖、业界专家围绕碳达峰、碳中和议题展开了讨论。

论坛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我们需要进一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测算，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全球预计需要近100万亿美元。面对如此大的资金缺口，发达国家要兑现每年1000亿美元的出资承诺，发挥公共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

在外滩峰会上，陈文辉表示：“‘双碳’是一条又长、又宽、又厚的投资赛道。”

长 。中国是碳排放大国，也是减碳任务最重的大国，实现“3060目标”，意味着至少到2050年、2060年都是非常确定的赛道，资本在这方面布局可以持续低碳转型的红利。

宽。“ 大量相关的产业，还有相当多的是我们看不到或衍生出来的萌芽期产业，会不断地涌现出来，所以是很宽的赛道。” 陈文辉称。

厚 。在这个赛道里，有“矛”和“盾”的关系，不断有新的“矛”出来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又会出来新的“盾”，又需要新的“矛”来解决。

“比如，新能源车使用的大量是液态电池，液态电池里程达到一定程度续航能力会比较弱，再继续使用，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有安全性的问题。”他说道，另外，动力电池怎么回收，是不是有环境污染的问题？这时就会有新的产业出现。

当前，世界各国已有不少组织和企业针对碳投资展开行动。

Did Schwimmer表示，是否制定合理的碳排放及气候友好型策略，已经在切实影响上市公司利益。“在最近调研的180家全球资产管理公司中，有150家公司现在会根据一家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来评估投资机会。越来越多的基金，正在转而用以气候调整指数作为被动投资组合的基准。如果企业缺乏阐述合理的气候战略，那么企业可能就不会存在于这些指数中，这会带来一些实质性的影响。”

当前，有哪些因素在阻碍全球向净零排放这一目标迈进？

Did Schwimmer认为有两大障碍，一是数据，一个是对话。数据方面，要评估一个资产的气候风险或绿色机遇，投资者需要完整的、可与他人比较的、全面的、跨越行业和国家的数据，这个数据如今是暂缺的。“在富时全球指数中4000家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中，只有43%的公司公布了排放数据，而披露或设定减排目标或内部碳价格的公司就更少了。” Did Schwimmer称。

"库斯托在《消费者社会是我们的敌人》一文中得出的这一结论是很重要的，因为消费者社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例如在中国，当于1949年开始执政时，社会上流行的是“四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后来，消费者所期望的物品逐步上升到“八大件”，增加了彩电、冰箱、摩托车等。如今，这一单子还在不断变长，近来增加的大件是汽车。汽车在第三世界亿万“贫苦人民”中已成了社会地位的标志。在1990—2000年之间，印尼的汽车拥有量从272524辆增长到675000辆左右，印度从354393辆增长到1100000辆，而中国则从420670辆增长到2210000辆。环保主义者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增加的数以百万辆计的汽车对全球空气的影响。不过，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却指出：是西欧人发起了工业革命并随后污染了全球的空气，现在他们不能又让这些“贫苦的人”固定在“永远贫苦的人”的地位上。"

《全球通史》编后记里的一段，但那里作者好像主要在讨论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话题……

另外布伦特兰对第三世界的态度也不完全像这句话所说的：

巴基斯坦《每日时报》3月29日文章，联合国特使质疑中国气候立场 联合国气候特使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上周日称，如果中国坚持认为不为今日的全球变暖承担历史责任，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协议不会很快达成。

布伦特兰说，去年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是场大溃败，因为“态度坚决的”中国指责工业化国家应为全球变暖负责，拒绝参与2050年前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半的动议。布伦特兰在布鲁塞尔论坛说，今年在墨西哥举行的后续会议上“我们无法达成全球协议”，除非中国改变想法。北京可持续发展技术基金会理事长江家驷（音）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肯定想承担责任。中国一直很努力，但它有13亿人口，需要时间。”

就找到这些，希望能帮到你。